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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与知情权的法理思考
作者:姜水宁   来源:市司法局    发布时间:2015-05-12   浏览次数:1813   [关闭]


摘要隐私权与知情权作为基本的人权,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冲突从未间断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隐私权与知情权分别代表不同方面的精神利益,我国理论界对此研究得很不全面。同时我国目前立法对隐私权与知情权的规定存在较大缺陷。本文以知情权与隐私权为主要研究现内容,在对隐私权与知情权内涵与外延进行探讨的同时深入研究隐私权与知情权发生冲突的原因,同时试图探索出隐私权与知情权发生冲突时的处理原则,使隐私权与知情权能够和谐运行。通过对隐私权与知情权的立法保护提出建议,以维护现代社会人们的隐私权与知情权不受侵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引  言

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一切进步法治国家的首要特征,隐私权知情权都是人应该有的基本权利,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要求对这对基本权利进行长期而有效的保护。笔者在对隐私权知情权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后,认为我国须按照依法治国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顺应保护人权的世界潮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明确立法,以求构建顺应我国国情的隐私权与知情权的法律保护体系。

当今社会越来越发展,矛盾也越来越多。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隐私权与知情权之间天生具有相对矛盾的特点:隐私权具有封闭、自控、保守的特点;而知情权具有开放、外向、公开的特点。其中隐私权主张的实现过程中会与知情权发生关系或依靠知情权其权利主张才能够实现,因此实践中隐私权与知情权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实际上,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问题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它起源于个人需要隐私保护之间与现代社会对资讯的需求的矛盾。人们一方面希望获得保守个人秘密和独处的权利,为此要求法律保护隐私;然而另一方面又主张了解一切自己想要知晓的东西,要求政府行为和社会公众事务公开化,呼吁提高政府行为和社会公众事务透明度。这就是所谓的“你要隐私,我想知情”。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对隐私权给予立法保护的法律。然而我国司法体系对隐私权的立法保护可以说是刚刚开始。真正全面系统并且完整地对隐私权加以保护,还得制订、颁布人格权法,并在具体人格权部分中对隐私权的具体内容加以明确规定。至于知情权的规定,在公法领域,我国宪法、行政法并未直接规定知情权,知情权的宪法依据是公民的文学创作、科学研究、言论、出版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等规定引申出来的。在私法领域,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就知情权作了规定,但这些规定仍是零散的、不系统的。一方面,我国目前立法对隐私权与知情权的规定存在很大缺陷;另一方面,隐私权与知情权从来就是一对对立的法学范畴,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方面的精神利益,而我国理论界对此的研究并不全面。因此思考解决两者之间冲突的法理原因以及它们的协调解决办法仍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隐私权与知情权的概念辨析

(一)隐私权的内涵与外延

隐私权一语自从被许多国家所采用后有关于隐私权的定义并未能够统一。事实上,就算作为隐私权一语起源地的美国,公众对于隐私权的定义或认识也存在较大分歧,西方不同国家之间都存在不同的解释。同时在我国与隐私权相关的观点也存在较大不同,但是大致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种:(1隐私权即自然人所享有的并且与社会公共利益不相关的私人活动、个人信息以及对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人格权;(2隐私权即公民自由保守自己的个人生活秘密的自由以及个人活动自由并且不受他人所干涉的一种权利;(3隐私权即公民所享有的私人生活不被外界打扰以及私人信息依法受到司法保护,同时不被他人非法知悉、搜集、利用、侵扰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1]4隐私权即个人私生活的权利,是公正的法律平等的赋予每个人的一种是否允许他人对自己私人事务知悉或者进行干涉的选择权。对各种定义进行权衡后,隐私权可以被定义为自然人依法所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生活安宁、私人信息、私人事务和私人领域进行独立支配的人格权。自然人的隐私权受法律保护,不受他人非法的侵扰、刺探、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等方式的侵犯

(二)知情权的内涵与外延

什么是知情权,众说纷纭,不同的学者对于知情权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学说。具体大致有以下几种:(1)知情权是一种信息自由权,它主要是指公民有积极获得信息的权利和自由,但是不包括传播信息的权利和自由。(2)知情权是一种了解权,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权利,是公民了解政府的一些情况的权利,它是现代民主政府统治下的公民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2]3)知情权是在实质性不对等的法律主体之间,通过信息公开来实现的对自己有直接或间接利益的权利。[3]广义的知情权指公民及居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享有的要求对方向己方公开一定情报的权利和在不违法的范围内向对方获取一定信息和资料的自由,它既属于公法意义上的权力,同时又属于私法意义上的权力;既包括具体的权力,又包括抽象的权力;既包括政治权利、民主权利也包括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狭义的知情权是指公民和居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国家机关获取情报信息资料的权利,其核心的内容可归为国家情报信息的公开请求权。其中,国家机关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一般以行政机关为主。

二、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的表现

(一)社会知情权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冲突

公众人物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被群众广泛知晓的同时具有一定知名度并且与公共利益或公众兴趣密切相关的人。公众人物隐私权除了具备一般隐私权的特点外还包括自己的特点即公众兴趣性、与公共利益的相关性。公众人物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社会影响力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兴趣并且这种兴趣是人类一种健康的精神需求。所以公众人物隐私权相对于普通人的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而言要狭窄的多。社会知情权和公众人物隐私权是相对应的概念。知情权则重在公众了解社会信息包括他人信息具有公开性,隐私权重在保护个人信息具有保守性公众知情权行使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新闻煤体来获取真实信息。近年来的一些名人事件和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公众人物隐私权与社会知情权的冲突愈来愈明显。一方面公众人物要维护自身的隐私权不受到侵犯然而另一方面新闻煤体又要满足公众知情的权利这种冲突的根源来自于权利的支配性。不管是社会知情权还是公众人物隐私权权利的载体都是信息一方主张信息的共享性要求信息得到充分披露;另一方主张信息的私密性要使信息保密并独享

(二)知政权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隐私权的冲突

公众知政权与政府官员也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隐私权的冲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言谈举止、个人财产收入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往往关系到公众的利益,因而公众在心理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部分个人隐私有了解的愿望。正所谓“高官无隐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事业不仅仅是私人的,同时也是公众的的。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于那些与社会事务紧密相连的隐私权的牺牲也是必不可少。恩格斯曾经说过:“个人的隐私一般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发生联系时候个人的隐私就不再是一般意义的隐私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成为新闻报道和历史记载不可回避的内容。”[4]

(三)个人信息知情权与他人隐私权的冲突

权赋予自然人禁止他人获取自己不愿意公开的信息婚姻状况、财产状况等个人信息以及生活资料。然而因为因为其社会属性自然人又不可避免的与其他公民发生社会关系,尤其是在存有准利害关系(即将发生利害关系)或者利害关系的人之间(如、正准备结婚的恋人、夫妻),就个人的某些隐私(譬如是否患有传染性疾病、个人恋爱经历等),自然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又或者为了对方的利益和安全,知悉这些私人信息就变成了他们的一种基本需求和愿望。[5]与此同时,社会的高度信息化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举例来说移动通信公司同时给不同的用户提供呼叫隐藏服务和来电显示服务,一方用户以要求保护其私人信息不愿意让对方知道其电话号码,而对方用户却以知情权为由要知道来电号码。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究竟是应当保护用户的隐私权还是知情权就成了问题。诸如此类,所以个人信息知情权与他人隐私权发生冲突也难以避免。

(四)自然人个人隐私权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知情权的冲突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想雇佣优秀的求职人员,必须先了雇佣人员的基本情况,从而决定他们的工作调换、晋升以及辞退等,谋求企业更好的发展。而要了解这些信息,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必然会收集有关求职者在职雇员的个人信息,譬如雇员的学历、历史背景、健康状况等。但是作为在职雇员,特别是求职者,他们又会因为还不确定的雇佣关系而希望对于自己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就这样,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对自然人个人信息知情权与在职雇员以及求职者之间的隐私保护要求矛盾就避无可避地产生了。又如网络商家为了网络的安全对网络用户的电子邮箱、个人信息进行监控与用户对于个人信息的隐私权也会发生冲突。因此,隐私权和知情权之间避无可避的冲突在自然人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之间发生就不足为奇。

三、隐私权与知情权权利冲突的法理原因

(一)隐私权和知情权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不同

“权利可以理解为法律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不管权利的具体客体是什么,上升到抽象概念,对权利主体而言,它是一种利益追求或者利益[6]。因,一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当然包括法律现象(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都可以从利益那里得到解释,也就是说利益冲突是权利冲突的根源和实质。我们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人格权是权利主对不愿为人知的“隐私利益追求。知情权是表达一种对政知情、社会知情和个人信息的知情等的“知”之欲望,而这种欲望就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或尽可能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两种利益表达上升到基本人权即知情权与隐私权,隐私权与知情权之间本质潜在利益或利益追求显然是不相容的,所以二者之间必然产生利益的矛盾,进而发生隐私权与知情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利益冲突可以通过法律对权利和义务的设定,将利益转化为一定的权利,并对权利进行必要的公平限制。同时通过某些基本原则规定和制度设计对利益冲突进行平衡。[7]法治国家,法成为人们分配利益的忠实标准同时也是最高标准。因此只有当法对以权利表现出来的利益分配合理时,利益主体(或者说权利主体)的行为才会并行不悖。而通过对我国隐私权与知情权的法律保护分析发现: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提出对隐私权的保护,而是通过间接的保护方式在法律适用中以其他权利受侵害为诉由的方式加以保护;对于知情权保护的界定更是无法可依。这种法律不能给权利提供标准用以协调利益冲突,以及现有法律体系对这一对权利没有做出分配,至少是分配不明确的,立法的缺失使隐私权与知情权权利冲突成为可能。

(二)隐私权与知情权法的价值的多样性

从法的价值上说,法的价值具有多元性。个人信息的隐私与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信息知悉愿望都是可以借助法律以权利加以保护和促进的美好的目的价值。由于法的价值反映着法律的创制和实施宗旨,同时权利主体基于对自己所享有的权利载负的利益价值判断的不同而产生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然而隐私权与知情权之间的法的价值不具有可比性,它们之间的价值是相辅相成也是不可代替的。正由于法的价值的多样性,隐私权与知情权所保护的对象不同,它们之间的冲突才不可避免。同时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隐私权与知情权之间的冲突也愈演愈烈。隐私权是指公民希望自己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为他人所非法侵扰,具有排他性。而知情权是指公民希望能够尽一切可能,知悉自己希望了解的信息,具有涉他性。就此可知,隐私权,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静态的、被动的权利;而知情权,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动态的、主动的权利。因此,依据这两个权利,人们一方面要求保护自己的隐私另一方面又要知悉一切自己希望知道的信息。故此二者必然会发生冲突,构成一对矛盾。一方权利(知情权)的增加,则意味着另一方权利(隐私权)的减少。[8]

(三)中国正在发展的法制尚不健全

中国正在发展中的法制和法治尚不完善、不完备也是引起隐私权与知情权矛盾和冲突的因素之一。我国法治进程中,各种权利体系的发展,以及这些权利的法定化为权利的实现和保护提供了法律基础和合法性根据,但在权利法定化的同时,由于法制和法治的不完善、不成熟,对权利法定的界线比较模糊。这种法治发展状态既为权利保护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权利冲突创造了条件。公民权利意识的发展是同法治的发展相联系的,法治不完善、不成熟也会形成权利意识的不平衡,甚至是误区。不可避免的是部分权利主体在盲目的权利意识支配下滥用权利,从而导致矛盾和冲突的产生。另外,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和文化的多元化,也是中国公民权利意识增强但公民权利意识发展水平不平衡而引发矛盾和冲突的因素。

四、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处理原则

(一)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原则

此原则主要适用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隐私权保护要求和知政权之间的冲突。个人的隐私权是否受到法律的保护以及被保护的程度,可以依照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而定[9]。当一个公民不作为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社会职权的身份时,其个人的隐私才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隐私,在这个时候其个人隐私与公众利益以及民主政治无关。当一个公民担任国家机关职务时,也就是当其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时候,该公民原来属于隐私范围的某些因与公众利益或民主政治有关从而具有可被公开的属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执政党领导代表公民行使权利,负有管理国家和公共事务的责任。他们的言行举止、道德品质、能力水平、学历资力、态度观点甚至家庭背景、婚姻爱情、财产状况等私生活都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甚至本身就是社会公共生活的组成部分,社会公众对于他们的这些情况应当享有知情权。此时,公民的知情权高于他们的隐私权。

(二)利益衡量原则

原则主要适用于普通公民知情权与其他公民隐私权的冲突,当隐私不涉及公共利益时,我们就不应该“放弃”该隐私的保护,这也即是说,普通公民的知情权与其他公民的隐私权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当这两者权利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该如何处理?是保护知情权而舍弃隐私权,还是保护隐私权而放弃知情权?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片面地取舍,要具体地分析。我们知道,权利冲突的本质是其利益的冲突,因此,就此我们可以采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即当两种同样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舍弃一个相对较少合理性的利益,而保存另一个相对具有较多合理性的利益。这正如日本法学家加藤一郎教授所说的,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当衡量权利所蕴涵的利益,根据利益的大小决定权利的配置。[10]举个例子来说,在子女的隐私权与父母的知情权关系中,如果子女确实存在着变坏的可能时,这时进行利益衡量,我们应该选择父母的知情权优先;同样的,如果子女的隐私并不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及与父母的关系时,进行利益衡量,这时我们应该选择子女的隐私权优先。

(三)宽容协调原则

宽容协调原则即当隐私权与权利范围内的社会知情权、个人信息知情权发生矛盾时,应当兼顾隐私权与知情权两种利益之间的平衡,对隐私权与知情权进行协调,彼此退让。当作为私法领域私权的知情权与隐私权发生冲突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让这两种权利都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相互之间以一种宽容态度求得平衡协调[11]隐私权与知情权之间因所保护的权利客体不同,冲突时有发生。有事两者的权利都是正当的,不可侵犯的,为法律所保护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最有公正的法官也无法判断哪个权利应该让位于另一个权利。因此,双方的宽容协调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双方在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条件下同时做出适当的让步,那么彼此之间的平衡就不会被打破,隐私权与知情权之间的冲突也可以随之得到解决。

(四)人格尊严原则

人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社会主体作为“人”所应有的最基础的社会地位并且应受到社会和他人最起码的尊重。这就意味着在行使知情权时,不得以故意伤害其人格尊严为目的。在处理隐私权与知情权关系中尤其要遵循此原则。比如在新闻报道中,对于某些不良现象的报道中,如果报道的内容不得不涉及到某些人的个人隐私时,要注意保护他人的人格尊严,不得进行伤害,完全私下的、与案件并不发生直接联系的个人私生活则不应受到侵扰。马克思曾说过,尊严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高尚的品质。保护人格尊严,其基本点是“ 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 [12]隐私的揭露应尽量客观、多使用中性词,不要以宣传公务人员的隐私来迎合民众的低级兴趣,因为隐私本来是一种客观的个人行为和习惯,因而对于公众人物的与社会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秘密等,未经其同意,不得随意公开于世,否则就是对他隐私权的侵犯。因此在尊重人格尊严的原则下,将隐私权的揭露尽可能限制在小的范围之内,使人格尊严得以最大限度的保障。

(五)法治原则

隐私权的产生是近代人们主体性意识以及人性尊严价值不断增强的结果,同时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的一项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内容。同时,在隐私权保护的实践中必然会涉及到公民的另外一项基本人身权利:知情权。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进一步加剧,隐私权在内涵不断发展的同时,外延也不断扩张。一方面人们希望保守个人私隐、远离社会喧嚣,保护个人私生活自由的愿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由于民主政治的步伐加快,公民也希望能够充分享有并顺利实现知情权。隐私权与知情权伴随着民主法治应运而生,同时也需要遵循法治原则,即法律是公民行为的最终导向,是公民获得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决定力量,同时当隐私权与知情权发生冲突的时候,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解决问题。法治原则是解决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的重要原则。

五、完善隐私权与知情权法律保护的立法建议

(一)完善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隐私权保护与加强是人类法治社会进步的表现, 意味着全社会文明的进步,意味着国家法治的进一步完善。笔者前面曾经指出, 隐私权是人类文明的精神性人身要素, 同时隐私权不被侵犯也是文明人的本能需求。加强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有利于维护公民个人的人格尊严, 维护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从而更进一步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加强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也有利于维护个人安全感。[13]人们的隐私权得到保护也给其留出个人空间充分发展个性提供条件, 使其免受他人非法侵扰, 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公正的司法通过惩罚损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保障公民人身权利免于遭受非法侵害,提高公民权利意识, 维护主体人格尊严,自觉尊重他人私生活方式, 从而树立新的社会道德风尚,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为此, 首先, 在现行民事立法中加入对人身权保护的内容,特别是加入隐私权保护,如修改民法通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使得侵害他人隐私权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其次,在公法领域要加强对隐私权的保护。举例来说可在刑法当中设立侵犯公民隐私权罪这一罪名, 以惩治那些相对严重的隐私权侵权行为。笔者认为设立此罪名是必要和迫切的, 它能够有效地遏制隐私权侵权行为。隐私权被侵犯如果仅仅由私法领域来保护, 原告举证困难, 个人维权成本相对较高。而公法领域的保护是制定相对健全的事前机制,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因为在一般情况下, 隐私权被侵犯不一定与公权力主体相关, 但有可能与相关机构内的工作人员相关, 通常情况下这些人有渠道获得信息。而且从世界各国立法来看,把严重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是一种世界性的立法倾向。日本、德国、瑞士等国家的刑法均规定了侵犯隐私权罪或者与侵犯隐私权罪相类似的罪名[14]。再加上我国现行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过窄, 设立侵犯隐私权罪显得迫在眉睫。从2003年开始起草至今, 隐私权保护立法虽然已有较大进步但仍然有待完善因此立法和司法机构需要大力突破立法中的那些藩篱, 尽快出台完整的法规, 还民众以安宁。

(二)完善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中知情权的法律保护并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一般情况下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是从规定保护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条文中引申出来的。从积极方面来说我国的许多法律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保护知情权的内容;如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听证制度”、“告知制度”“公开原则”等。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有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等。[15]也就是说我国没有制定一部类似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知情权保护方面的法律,与知情权保护有关的内容只能零散地见于宪法及各部门法

笔者认为,知情权目前仍未被宪法明确地认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宪政的一个重大缺陷,虽然有些部门法已做了相关规定,但并不能形成系统的法律体系,这也与我国加入的《国际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存在较大的差距,而知情权作为一项普遍性的权利,又兼有基本人权与公私请求权的复合性,故应该将知情权作为一项由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虽然国内有些学者认为,知情权是一项推定的权利,即由言论自由权这项基本权利派生而来的权利,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的权利义务主体各不相同,如果从言论自由权推导出知情权,会使知情权处于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地位,很难显示出知情权的重要性,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应尽快在宪法中确认知情权为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并建立一系列配套的法律制度,使知情权在法律制度层面上有法可依,以切实地保护民众的知情权。 

结语

当今社会隐私权与知情权作为基本的人权,二者的冲突从未间断。就隐私权与知情权权利本质而言,隐私权是阻碍人们获得某种信息的权利,而知情权则是获取某种信息的权利。再加之权利边界的模糊性,这就使得两种权利的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权利本位的当代中国,应当制定和逐步完善对隐私权与知情权的立法,在赋予隐私权与知情权主体权利的同时,也规定权利的行使规则和救济保护的方式,使隐私权与知情权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得到确立和完善。同时就这二者之间的不同冲突,应区别对待结合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以协调二者的和谐运行。隐私权与知情权关系错综复杂,相关理论博大精深,由于笔者的研究能力和掌握的资料有限,本文的一些观点肯定存在着浅薄和谬误之处,恳请各位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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